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乎各个时期都能找到关于疯巅、精神错乱或其他心理障碍的文献资料，而对于这些异常行为的理解，也随着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从超自然观点到理性认识的演变。今天，新技术允许我们观察正在进行视、嗅、听觉加工以及正在解决问题或正经历某种情绪的大脑，这意味着我们正一步步地接近各种精神疾病的真相。1.史前社会史前社会的文明处于蒙昧状态，人们习惯用超自然的观点解释异常行为，例如，认为月亮会影响心灵，使人们发疯。最早对异常行为的推测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的身体和心灵是善与恶两种势力的战场；如果邪恶的灵魂获得了胜利，它就会像寄生虫一样占据人的身体并控制着人的行为，使其表现出疯狂的行为。若想恢复正常，就必须把邪灵从身体里驱除出去。历史学家们在欧洲和南美洲找到石器时代留下来的头骨，发现头骨上有由石器切割出的特有的洞。他们怀疑，这实际上是一种称为环钻术（trephination）的外科手术，用以释放邪恶的灵魂，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1]。驱魔术是这一时期治疗精神疾病的主要方法，通常由巫师或祭司主持。所谓驱魔术，就是采取一些仪式劝诱邪灵或者通过折磨的方式迫使邪灵离开受害人的身体。在我国的旧小说中，也经常可以读到做道场驱魔驱鬼的描述。2.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古埃及在较早时期就达到文明相对发达的程度，虽然他们仍把神灵当作一切知识的来源，但从其出土的纸草书卷中，还是能找到一些生物学理论的痕迹。如埃伯斯卷轴（Papyrus Ebers）就记载了对大脑的详细描述，并得出大脑是心理机能中枢的观点。当然，他们更加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旧约全书》里写道，摩西警告其子民，如果他们“不服从上帝，你们的主，或者不仔细按照他的戒律和命令去做……上帝就会用疯狂、失明或精神错乱惩戒你们……”。因此，希伯来人认为疯狂是上帝的惩罚，患疯狂症的人需要坦白自己的罪孽并忏悔才能得到解脱[2]。古希腊是当时欧洲文明的集大成者，“各条知识之流都在希腊汇合起来，并且在那里由欧洲首先摆脱蒙昧状态的种族所产生的惊人的天才加以过滤和澄清，然后再导入更加有成果的途径。” [3]古希腊人也认为，行为异常由众神控制，对神的违抗会导致精神疾病。但“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如果你砍开你的头……你就会发现损害身体的不是神，而是疾病。”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是古希腊最有名的医生，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把精神障碍归于自然原因。他认为，异常行为是由内在生理问题产生的疾病，更具体一点，他相信脑部的病变是精神疾病的根源。他说：“由于人脑的存在，我们可能发疯，胡言乱语，不论在深夜或黎明，都被忧郁和恐惧所笼罩。”[4]希波克拉底对大脑的集中研究使西方对待精神疾病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希波克拉底还认识到环境压力和社会压力对心理障碍的作用。例如，他主张有时可将患者与家人隔离或让他搬离原来的住所，以免来自家庭的压力造成负面的影响，这一做法为后来的人道治疗和治疗的制度化实践做了铺垫。古罗马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多传承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医生盖伦（Galen）就继承和发展了希波克拉底的思想。盖伦是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私人医生。希波克拉底与盖伦学说中最有意思也最有影响的是体液说。希波克拉底得出人脑的正常运转与四种体液有关的结论，分为黄胆汁、黑胆汁、血液和黏液。医生们认为某种体液过多或过少就会引发某种疾病，例如，黄胆汁过多会使人躁狂，黑胆汁过多会使人抑郁。要治疗这些心理的功能失调，就要改变潜在的生理病态现象。例如，通过安静的生活、多吃蔬菜、禁欲、运动、单独生活，甚至适度的放血来减轻由于分泌过多的黑胆汁而导致的抑郁症状。盖伦还把心理障碍按照其成因区分为生理和精神的不同范畴，并把一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定位于人的大脑。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为代表的医生对精神疾病寻求生理上的解释，开始了对精神障碍研究的科学观点。3.中世纪在欧洲，公元500年到1350年被称为中世纪，这是一个战乱频繁、瘟疫横行的时代。这一时期，教会控制了一切，人们不再相信科学，鬼神论卷土重来，行为重新被解释为善与恶或神与魔之间的冲突；凡是异常的行为，尤其是心理功能失常，都被看作是魔鬼附体的结果。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中世纪存在许多生存的挑战（战争、瘟疫、社会压迫、饥荒），人们为此寻找缘由。基于教会的强大影响，巫术成为解释异常行为的主要理论。例如曾肆虐整个欧洲的黑死病，由于人们不了解其致病原因和传播途径，完全没有治疗的方法，所以当时疾病传播得非常快，巴黎曾经有过一天死亡800人的记录。这种可怕的流行病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人们陷于恐惧和无助之中，表现出许多偏激的行为。比如认为瘟疫是神对人灵魂的惩罚，因此一些自行组织起来的人们便开始自己惩罚自己，其方式是一群人四处游荡，并按其严格的规则，走若干天后在教堂前相互鞭笞。这种自行鞭笞的运动遍及整个欧洲，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之下，一些地方的人们甚至偏激地反对其他少数民族居民，而受到更为残酷迫害的是那些被认为是女巫的人。此外，欧洲还暴发了群体疯巅的现象，即大批民众同时表现出某些妄想和幻觉，主要有两种形式：歇斯底里性舞蹈症和变狼狂。歇斯底里性舞蹈症是一种躁狂形式，它是第一个被记录下来的案例，源于14世纪早期的意大利。患病者突然产生剧烈疼痛，认为自己被一种狼蜘蛛所咬，必须剧烈跳舞才能解毒。他们在大街上疯狂地跳舞，不停撕扯自己的衣服，还用鞭子互相抽打；有些人在地上挖洞、翻滚；其他人会嚎叫并做出下流动作。事实上，蜘蛛咬伤是无害的，人们的反应因集体性瘟症被夸大了。但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邪魔附身引起的，其行为属于崇拜希腊神戴奥尼索斯（Dionysus）举行的古老仪式的残余[5]。变狼狂患者认为自己被野狼或其他动物所占有，不仅表现出狼的行为，甚至相信他们的身体被皮毛所覆盖着。虽然有些科学家和医生依然坚持要从医学上去解释和治疗精神疾病，但在这种氛围下，他们的影响力相当微弱。在中世纪，驱魔术再度成为治疗精神疾病的主要方法，一般由教士主持治疗。他们通过吟诵、恳求或祈祷使邪灵离开受害者，或者饮下圣水和苦水驱赶邪灵。如果这些都失效了，他们就会用侮辱，甚至通过挨饿、鞭打和浸入沸水等极端方式来驱魔。直到中世纪结束，鬼神论及其治疗方法才慢慢地被停止使用，精神疾病的医学观点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在13世纪末，英国在审判精神失常时，常将其归结为自然的原因，很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住到医院里接受治疗。4.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500－1650）是一个科学文化活动非常繁荣的时代，标志着欧洲在精神疾病治疗方面的第二次启蒙，有关精神异常来自鬼神的观点继续衰退，这可能也得益于当时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教会教义对人们的控制得以放松。德国医生和天文学家约翰·韦尔（Johann Weyer）出版了一本书，断言多数被当作巫婆烧死的人只不过是精神上或身体上有病而已，心灵像身体一样，也会患病。他被认为是心理病理学现代研究的创始者。在启蒙运动时期（1700－1800），欧洲继续存在着文艺复兴的思想。但在此前，精神病人的待遇却并不如人意。由于人满为患，精神病医院成了实际上的监狱，患者所处的环境极其恶劣，同时还遭受到非常残酷的对待。以伦敦精神病院圣玛丽医院为代表，它在16世纪晚期被挤得很满，十分混乱，其治疗方式包括监禁（锁链、脚镣、隔离在黑暗的牢房里）、酷刑（冰水浴、椅上旋转、严重限制包含）和“药物”治疗（催吐剂、泻药和放血），人们只需花费1便士就能到里面参观游览，仔细观察那些狂暴的病人[6]。1793年，菲利普·皮内尔（Philip Pinel）开始负责巴黎的一家大型精神病院——拉比斯特精神病院（LaBicetre）。尽管许多人反对，皮内尔还是给病人解除了锁镣，并开始了保存病历和记录以及同病人谈话的活动。珍妮·埃斯奎罗尔（Jean Esquirol）是皮内尔的学生，她继续建立了10所新的精神病院，并根据同样的原则来治疗病人。同一时期，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威廉·图克（William Tuke）建立了约克静修所，那是一处精心设计的乡间小院，用来供精神病患者生活、工作和放松。图克用铁框将玻璃窗的窗格分开，以此来替代原有窗上的栅栏，他甚至将这些铁框涂上颜色使其看起来更像是木头做成的。皮里尔和图克的工作都预示着道德治疗的开始，尽管通过他们的努力，精神疾病的困境被引入了公众的视线中，但依然有很多种精神疾病无法仅通过单纯的道德治疗而治愈。事实上，精神病院变成了永久体制化、监护、隔离和希望渺茫相联系的地方。5.19世纪早中期18世纪末，欧洲出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在这一背景之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了迅速的发展，先后出现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曾有人比喻，经生物学（进化论）的媒介，哲学（英法两国的经验主义和德国的理性主义）与生理学（感官生理学）的结合，孕育出的新生儿就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心理学[7]。在19世纪的飞跃进步中，“人们的兴趣从物理学转移到了生物学和生命的现象。” 正是这一兴趣的转变，为心理学家们探究精神病学的生理原因提供了巨大的有利条件，法国、德国、俄罗斯及美国在19世纪的精神病学领域都出现了普遍而深刻的革新运动。德国解剖学家加尔（F.J.Gall）在其对解剖学和人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颅相学。按照他及其弟子的观点，人的头脑可以划分为37个区域，每个区域与一种心灵的器官相联系，如果某些器官发展便会使相应的头脑区域增大，而此人与之相关的“心能”便较发达。那些我们现在称作幻觉、焦虑、遗忘的症状，被认为是视觉可见的大脑某些区域的特异发展造成的，过度发育或发育不足可能是其产生的根源[8]。虽然颅相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学说，但其对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却有着不可否认的贡献。那个时期，研究者对神经系统的研究与认识正日益深化，而这一学说的提出更促进了人们对神经系统的研究，使19世纪的研究者们相继发现了大脑的言语中枢、运动中枢和感觉中枢等。这些科学的进展使医学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神经病学。一些以前被认为是魔鬼附体的人，开始被当作真正的病人来对待。后来，在德国一批如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影响下，德国出现了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一精神病学家。格里辛格（W. Griesinger）带头反对唯心主义在精神病学领域中的影响，主张把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同样看待，认为精神疾病就是脑的疾病，他的工作推动了对精神疾病的生物因素的研究。在法国，伊斯科尔（J.E. Esquiorl）首先将统计学方法运用于临床精神病学。他虽然坚持认为精神疾病具有解剖生理学的基础，但并不机械地看待问题；依据大批的临床资料，他分析出心理因素（例如失恋、经济困难）是引发精神疾病的重要因素。6.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到19世纪后期，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体因性观点，认为心理障碍是由生理原因造成的；二是心因性观点，认为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心理的。前文提到的希波克拉底把精神疾病看成是脑部疾病造成的观点，就是体因性观点。但是，这种观点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开始被广泛接受。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德国著名的研究者埃米尔·克雷丕林（Emil Kraepelin）在一本很有影响力的教科书中主张，如疲惫等生理因素是造成心理功能失常的原因。他还测量各种药物对精神疾病的效果。第二个原因是对梅毒本质和病因的揭示。梅毒是由病菌侵入大脑引起的性传播疾病，晚期梅毒患者的行为症状和认知症状通常表现为被害妄想或夸大妄想等古怪行为，而这些是精神病的常见症状。1870年左右，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提出疾病细菌学论，促使医学界发现了导致梅毒的病菌。这一发现使人们相信，器质上的病变是许多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丕林是任何精神病学发展史中都不会遗漏的人物。他师从当时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并曾在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的实验室中工作过。关于冯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墨菲曾这么评价：“在冯特创立他的实验室之前，心理学像个流浪儿，一会儿敲敲生理学的门，一会儿敲敲伦理学的门，一会儿敲敲认识论的门。1879年，它才成为一门实验科学，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和一个名字。”克雷丕林应用冯特的科学方法来测量行为偏差，希望能为精神病学提供理论基础；在冯特的建议下，克雷丕林开始研究“异常”。当时精神病学的分类十分紊乱，资料缺乏系统性，克雷丕林分析了成千的病例，包括病人的现病史、个人史、家族史，又对病人进行长期的住院观察和出院后的随访，建立起了精神病学的系统，并从1883年开始出版精神病学的教科书。可以说，克雷丕林在精神病学上是格里辛格传统思想的拥护者，在心理学上是冯特实验心理学的追随人，他使精神病理现象从浑沌未清阶段过渡到编制疾病分类系统的阶段[9]。如果说皮内尔的变革在于解放病人，那么，克雷丕林的变革就在于使变态心理的研究置于严格科学的途径，进行心理生物学的探讨，他的某些实验技术现在经过某些修改仍广泛用于精神病检查或某些领域的人格特征测试之中。他曾谈到，从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和课题，要想回答它们就不是在图书室里，而是在实验室；不是用显赫的推理与思索，而是用实验和测量。所以，克雷丕林是第一个具有实验心理学训练的精神病学家，他把心理实验的方法应用到精神病理现象。心因性观点得到注意也是在19世纪晚期，它主要得益于催眠术的研究[10]。催眠术把人带入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中，个体很容易受施催眠术者的暗示。最早使用这种方法治疗心理疾病的人是一个名叫安东·梅斯梅尔（Anton Mesmer）的医生。他告诉患者，他们的心理疾病是由一种难以觉察的体液造成的，这种体液叫“动物磁”，它是可以被阻断的。梅斯梅尔让患者坐在黑屋子里的一口盛满化学品的大缸上，他穿着飘逸的长袍，手持一根木棍击打患者有问题的部位。很奇怪的是，这种方法对很多患者有效。人们把这种方法称为“梅斯梅尔术”，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说的催眠术。他采用磁铁、与对方接触或吸引对方注意的方式使病人进入恍惚状态，然后让对方放松使之得到治疗。因此，梅斯梅尔被认为是催眠术的创始人。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医生对梅斯梅尔的暗示法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其中之一就有当时法国著名的神经病学家让·夏可（Jean Charcot），他提出催眠术的某些部分对心理障碍确实有效。1885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从维也纳来到巴黎成为夏可的学生。回到维也纳后，他与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进行了联合研究。布洛伊尔此前的一些研究发现，他的病人在催眠当中能非常坦率地说出他的问题、冲突和恐惧，醒来后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但症状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弗洛伊德加入后，最终共同发现了潜意识及其对心理障碍的影响，并由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技术治疗患者，发现回忆和重现那些已经转化为潜意识的情绪创伤，有助于释放紧张情绪，达到治疗目的。弗洛伊德的工作使人们相信，精神疾病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但是，精神分析的方法不能有效治疗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而且治疗时间太长，这是无法适应患者过多而治疗人员缺乏的精神病院的。7.20至21世纪丹皮尔在《科学史》中写道：“20世纪，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这四股革命力量汇合成型股强大的历史洪流，汹涌澎湃地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迈进。”尽管长期以来就有人断定，大脑是产生精神疾病的主要部位，但直到近几十年，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才能对大脑运行机制进行直接观测。遗传学是科学领域的一项突破，通过基因绘图，我们开始理解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或双相障碍是否有遗传基础，如果有，这种理解如何帮助人们对相应精神疾病进行更好的干预和预防。其他技术突破如计算机轴向断层摄影术（CAT扫描）和磁共振成像（MRI），则允许我们对大脑结构和活动进行直接检测[11]。通过这些直接的观察，现在的我们对大脑在精神疾病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比以往更多的理解。例如，阿尔茨海默氏病患者的大脑有两个结构异常，老年斑和神经纤维缠结；与未患阿尔茨海默氏病的老年人相比，这两种情况在患病的人脑结构中大量存在。在一些病症中，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创伤事件引发的焦虑障碍），大脑的变化似乎是疾病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换句话说，多年患病造成了大脑的变化，这一过程有时被称为生物疤痕。此外，与未患病者群体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结构性脑异常可能在出生前就出现了。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这些异常结构是如何影响行为的，但新技术为明显我们对大脑和异常行为的理解带来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些新的精神药物，这些药物通过影响脑部减轻了许多精神疾病的症状，包括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药物的效用使得精神症状有明显的快速改善，同时促使心理卫生事业进行改革，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大批的重症心理障碍患者从精神病院被释放出来，回归社会。而如今的临床领域里，更是同时存有很多理论观点：20世纪50年代以前，精神分析是精神疾病的主导观点；而在50年代以后，其他有影响力的观点纷纷出现，包括行为主义、认知、人本—存在以及社会文化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没有一个是最主要的。它们看似冲突和矛盾，实际上却是可以互补和结合的，因此，系统整合的观点慢慢地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1] 理查德·格里格，莫利普·津巴多. 心理学与生活[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420.[2] 苏珊·诺伦－霍克西玛. 变态心理学与心理治疗[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12.[3] W.C. 丹皮尔. 科学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4]苏珊·诺伦－霍克西玛. 变态心理学与心理治疗[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13.[5] 德博拉 C.贝德尔，辛西娅 M.布利克，梅琳达 A.斯坦利. 变态心理学[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1.[6] 王建平，张宁，王玉龙. 变态心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2.[7] 孙子擘. 浅析自然辩证法在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体现[J]. 学理论，2014，（16）：91.[8] 钱铭怡. 变态心理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9.[9]钱铭怡. 变态心理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2.[10]王建平，张宁，王玉龙. 变态心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3.[11]德博拉 C.贝德尔，辛西娅 M.布利克，梅琳达 A.斯坦利. 变态心理学[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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